一段尴尬的转折期，读者顿有“生不逢时”之叹。“在我小时候发财的行当与事情，许多许多都忽然走到绝处”，是《我这一辈子》里的主人公丢了裱糊业，改做巡警的原因。热兵器时代来到后，沙子龙的枪再厉害，在乱世中，安能抵过子弹与大炮？
因此，从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笼罩着壮烈凄凉色彩的生命。“镖局”和“客栈”之间，连接着沙子龙已经走过的漫长生活道路，其处境被整体性揭示出来。
这都是表层的意思，老舍写作时的意思，许多评论家能读到的意思。其实，意思还更深、更多。比如，现代教育也存在类似误区。
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研究生，我们学了多少东西，可究竟哪些真是有用的呢？毕业之后，多少人改了行，学得的丢了多少！
好不容易有了一份事业，做出一番作为，中途却碰到失业、被淘汰，人到中年，要再去寻找新的职业……其心理，也该与沙子龙一样吧？
再者，很年轻的时候，老舍自己就学过拳棒，也买过刀枪剑戟。在青岛教书时，他房前院子里还专辟出一块场子来，架子上插有十八般兵器，用于习练、健身。现代许多人，动不动也有买刀耍剑的，晨间舞练一回，强身健体。甚至女子也有学防身拳脚的。
太平世道，谁还能出门就带枪炮？武艺却什么时候都能带，不定什么时候就发挥用场，最不抵可以用来强身防贼。沙子龙要能再世，开个武馆子，谁说就一定英雄无了用武之地？
在“现代化”取代“传统”的过程中，有多少宝贵遗产，许多的好技术，不传了，就这样葬送。可见，与其说沙子龙是清醒的，不如说他很不开通。不是时代抛弃了他，而是他抛弃了时代。
作者未必意识到了这点，只在批其落后、荒唐，但到底未忘人物身上引人佩服的东西。
台湾散文家董桥曾说：一个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是沉闷、堕落的。而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也注定是干枯的。
传统里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支柱，是宝贵遗产，很难说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有用无用，多半是急功近利的人们的硬性指派，“唯物”使我们不再具备长远的眼量，不再具备目标理想，而丧失精神、灵魂层次的追求后，“人”离着“非人”，已没有几步远了。
不过，这是现代人能读出来的东西，放在当时，应该顾不到。艺术作品是可以常读常新的。
《老字号》和《断魂枪》所蕴涵的意义、情绪很接近，耐看而不好懂，有味而见不到底，能够看出老舍作品的模糊性、深刻性和多义性。
正派规矩、讲信用的老字号“三和祥”倒了，胜利的那方“正香村”，却是以“三和祥”不屑的方式发的财：满街上去拉客，走的是歪门邪道，不对顾客说一句实话，一年到头大喊降价，把假货当真的卖，以东洋货充西洋货……为了自家生意，简直不择手段，反倒越来越兴隆。
如此，“正派规矩”、“讲信用”，不合潮流，有什么用呢？灵活应变、弄虚作假，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体现出作者的感伤与无奈。
情感上，我们都倾向于老字号。而在理智上，我们又要接受、肯定新生的“正香村”，对新生中的“道”，却并不就全盘肯定。
因此，怀旧，但并不彻底，该弃的当弃；创新，但并不过度，有一个底线，有待于“怀守”。
这些东西，理论上谁都分得清，落实起来却难免要变形走样，分不清、划不清——那是一个连带的整体，砍了脑袋，却盼着他还能活蹦乱跳，显然是莫衷一是的“两难”选择。
《老字号》所反映的主题就伟大了。因为一切“两难”，永远都是没有正确答案，却充满探究不尽的魅力的。
屈辱地“活”，还是勇敢地“死”，曾经缠绕过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做着国王时，李尔（莎士比亚：《李尔王》。）不许手下人说真话，处罚了说真话的小女儿；剥夺一切，扫地出门，经受磨难，成为普通人后，他方才明白到真话有多重要：却疯掉了，明白也没有任何用场了。
绝对的权力使人性异化，假如李尔能重获话语权的话，那么他还会从“明白”而如此循环，那他明白时好呢，还是不明白时好？
《李尔王》、《哈姆莱特》就带上了永恒的品性。《老字号》当具有同样 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