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涉到另一条罪名，口语和书面语的“言文一致”，殊不知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就算书面语改成白话，和口语依然不是一回事，谁天天讲话跟写文章似的？
回头看看，古时除了有书面交流需求的读书人、官员，老农说话难道不是白话？
两种白话区别在于词的意象。
比如李白《静夜思》就带有白话的感觉。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胡适创作了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发表在《新青年》，就是由欧化的白话写成。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他的本意是提倡白话文写诗，实际上全欧化的白话写诗惨不忍睹，不得不结合古白话。
《再别康桥》中，笙箫、夏虫等意象词汇，简洁、隽永等，都是古白话的特征。
从两首诗也可以看出，中国自身的白话依然无法适应世界交流需要，人间正道是沧桑，欧化的白话出现可能真是历史必然。只不过那场文化运动太过激烈，把自己弄残废了，文言差不多成了文物之类的玩意。
当然，也不是胡适一个人的问题，他只是站在北大讲台一呼百应的代表。
这个华夏的白话发展就比较缓和，大变革时期短得多。
沈哲对比两个时空，和眼前这几个人不同，感觉文言并不算没落。
在国文课本中占了很大比例，使用文言的还有不少人，没有完全脱离所有人的生活。
……
“韩老师，我是学文学的，就拿古今文学来举例说明？”沈哲道。
“说说看。”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
沈哲一口气说了五句，引用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