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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主要探究的，是在唐代官方新闻传播上人们所常关注的问题；下面则要考察以往的研究所不常涉及的方面，如露布、烽燧、榜文、实物，等等。Pinwenba在我们看来，就官方的新闻传播而言，这些传播方式的作用与意义不在“开元杂报”、“进奏院状报”等名目之下。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鲜为人知而同样有声有色的传播画面。
新闻·传播·新闻传播
在此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个早该辨明而迄未澄清的关键术语——新闻传播。
顾名思义，新闻传播自然是事关“新闻”的“传播”。这一点看似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一般清亮，但若继续追问何谓新闻、何谓传播时，问题就不那么明彻了。从语源上讲，“新闻”这一词语组合始于唐代。据姚福申先生考证，唐人文献中使用“新闻”一词的地方有如下几处：
孙处玄，长安（周武则天年号，701至704）中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武英殿本《旧唐书》卷142。
段成式《锦里新闻》三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
李咸用《冬夕喜友生至》：“天涯行欲遍，此夜故人情。乡国别来久，干戈还未平。残灯偏有焰，雪甚却无声。多少新闻见，应须语到明。”《全唐诗》卷645。
又《春日喜逢乡人刘松》：“故人不见五春风，异地相逢岳影中。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生民有恨将谁诉，花木无情只自红。莫把少年愁过日，一尊须对夕阳空。”《全唐诗》卷646。
尉迟枢《南楚新闻》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又此数段引文转引自姚福申：《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载《新闻大学》，1989（2）。
以上几处提及的孙处玄、段成式、李咸用和尉迟枢诸人，以孙处玄的生平为最早，其余均属晚唐时人。其中，李咸用的诗句“多少新闻见”里的“新闻”，应另当别论。因为“新闻见”虽与新闻在意思上相通，但在句读上却为“新——闻见”，即“新的见闻”。另外，孙处玄一条中的“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在不同的文本里也写成“新文”（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和“所闻”（《太平御览》“逸民部”卷560）。于是，此条作为最早的“新闻”一语的出处也受到质疑。参见王志兴：《唐人孙处玄用过“新闻”一词吗?》，载《新闻学论集》，第八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如此说来，只有《锦里新闻》、《南楚新闻》和“新闻多说战争功”三条较为可靠，可以作为“新闻”一词的初始出处。就三条所关系的人物而言，最早的段成式约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参见（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1。最晚的尉迟枢卒于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之后参见姚福申：《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载《新闻大学》，1989（2）。距唐朝灭亡的907年已相去不远。作为书名，段成式的《锦里新闻》与尉迟枢的《南楚新闻》，在使用新闻一词上都着意于稀奇古怪的奇闻异事，尚不能同今日的新闻含义完全画等号。前人将二书归入小说家言也正说明这一点。不过，诚如姚福申先生概括的，古代的“新闻”兼有“新奇的见闻”和“新近的闻见”双重含义。同上。而且早期的新闻大都虚实相间，真伪不分。比如西欧社会迟至18世纪上半叶，报刊还像伏尔泰描绘的，常常“把虚构故事、无稽之谈充作确切无疑的事实”［法］伏尔泰著，吴模信等译：《路易十四时代》，2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最后，还需补充一点，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论及妇女裹足的由来时，提到一个与《锦里新闻》等类似的《道山新闻》：
妇人弓足不知起于何时，有谓起于五代者。《道山新闻》谓李后主令宫嫔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
如果说《锦里新闻》、《南楚新闻》中的“新闻”，偏于“新奇的见闻”或“奇异的传闻”；那么，李咸用诗句“新闻多说战争功”里的“新闻”，则重在“新近的闻见”，从而与现代的理解相近，亦即与今人的常识相近。随举一例，“对于历史来说，这些事件只是喧哗一时的新闻”，“我们通常读的历史书很像一些已经成为故事的新闻”赵汀阳：《形与势》，载《中华读书报》，1997-01-15。不过无论从李咸用写诗填词的小语境看，还是从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大语境看，新闻一词都还是属于组合随意、语意恍惚的罕见用法。不宜将它同现在的新闻作过多的比附，正像不宜将《会昌解颐录》中的“二十年不知信息”《太平广记》卷35“韦丹”条。与“三论”中的信息相认同一样。这里，横亘着一条千年的代沟。
总之，关于“新闻”一词见于唐代的几则史料，仅从语源学上讲，除初始意义外并不说明太多的问题。而且由于稀有罕见，其在有唐一代星汉灿烂的文献中犹如几颗稍纵即逝的流星，对唐代文明这一巨大天体也不构成任何有影响的张力。
然而，如果换个视角，比如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或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上审视，那么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便显出卓尔不凡的意义。上文已经说过，古代的新闻事业以盛唐的“开元杂报”开其端绪，至中晚唐的进奏院状报而渐呈活跃态势。这一文明的律动，总会有意无意地在历史的沙滩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而晚唐之际那若有若无、似现似隐的“新闻”一词，不过是此类痕迹中较为抢眼者而已。它与此时此际渐由“状报”演来，并渐演变为成熟语的“报状”一词交相映衬，表露着新闻事业从原始的传播活动中转换生成着的可以把握的脉搏。关于报状，五代时人孙光宪在其记述晚唐五代世事的传世之作《北梦琐言》中多有提及，如：
（陈会郎中）大和元年（827）登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卷3）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不允。尔后崔公移镇西川，敬瑄与杨师立、牛勗、罗元杲以打毬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旄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资治通鉴》卷253：“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素微贱，报至蜀，蜀人皆惊，莫知为谁。”（卷4）
始，蒋伸相登庸，李景逊尚书西川览报状而叹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曰：“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
这些报状虽然都是进奏院状报，但意味已不相同。细加揣摸不难感到，状报之意落在状上，报状之意落在报上。前者词性介乎动词与名词之间，犹如英文的动名词，而报状则纯属名词了。将上述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其所昭示的历史意义便颇堪寻味、非比寻常了。
以上所谈其实尚未进入正题，当然也并未跑题。正题是何谓新闻?正像美这一概念在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迄无定论一样，新闻这一概念作为新闻学的王冠，多年来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对此我们不拟做过多过细的考究，只想从常识入手删繁就简，结合公认的观点给出一种适用的解说，以界定我们的论题。根据成美和童兵先生的论述，新闻的主要构成因素有事实、新意和时效三项。参见成美、童兵：《新闻理论教程》，31-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宁树藩先生从信息论的角度探讨了新闻的本质，指出新闻是经过报道的新近发生的信息。参见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5)。这些认识实际上都源于现实的语境，都属于当代学术的话语谱系。严格说当然不宜直接套用在一千年前的古人头上，但对我们观照唐代的新闻传播却也提供了理论视角。事实上，在唐人乃至整个古人的新闻观念中，除了现在所说的“新闻”含义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其中看重的是事情而不是事实，讲究的是新奇而不是新意，着意的是时过境迁仍堪把玩的传世韵味而不是越快越好、稍纵即逝的“易碎”品质。据此，我们可将本文中的新闻定义为经过传播的新近之事和新奇之事。其事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真有假，有实有虚，但只要关乎新近与新奇，并经过传通，播于人口者即成新闻。走笔至此，翻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上赵心树的文章《从词源、语义论“宣传”、“传播”和“新闻”的异同》，发现我们的看法与他的不谋而合。他从考释古汉语的“新闻”中得出结论：“没有事实材料自然不产生新闻，有而不传，或传而不通，同样不产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