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个屁呀，眼珠子都没了，能好到哪儿去？好在还有另一只眼，只要不瞎，也算凑合了。
又过了四五天，我实在是心躁的不行，就央求医生只把我瞎眼包扎，另一只眼看事。
她答应了。
捆蒙了半个多月，第一次能看见外部的景物，我激动又好奇，躺在床上贪婪地查看有限的空间。
这屋子不大，只一张床，前面是一个带玻璃的窗户，外面白雪皑皑，连屋前树枝上都积满了厚厚的雪。
墙壁是白的，屋顶糊了一层报纸，地面是水泥的，整个屋子洁白又干净。
北侧门口边上有一个小橱柜，上面放着一把竹篾外壳的暖水瓶，还有一个带盖的茶缸，门后还立着一把笤帚。
我头顶上呢，一根尼龙绳子上挂着一个玻璃酒瓶，口间扯着一根细细的塑料管，一直延伸到我左手背上，而手背上就是针头了。
我娘，我哪享受过这种待遇呀，人民政府就是好。
我心里一阵感动，禁不住叹了口长气。
这时，一个头戴白帽，穿着白褂子的护士端着一晚饭菜进来，见我醒来，欣喜地抿嘴笑了笑，近前道：“感觉好多了吧？好好养伤，再过几天差不多就能出院回家了。”
她说着，就用汤匙撮了点米饭往我嘴里送，我不好意思再让人家喂了，便让她放床头小柜子上，我饿了就自己吃。
护士拗不过，只好妥协。
她二十七八岁，肤色很白，脸上有几个雀斑，不俊也不丑。
我问了“大花瓶”母子，她安慰我说肯定是家里太忙，路上又大雪封地，天寒地冻的，来不了吧，不过别急，过几天好了就能回家团圆了。
过几天？一分钟都难熬呀。
我嘴里应着，心里却盘算起来。
等那女护士一走，我遂拔下手背上的针头，穿上带着血渍的棉袄，蹑手蹑脚地溜到门口，伸头左右望了望，见走廊上除了墙壁上写着“救死扶伤，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几个红色大字外，一个人影都没。
便大着胆子，沿着走廊来到门口，一股冷风吹来，激的我身子一哆嗦，脑子更加清醒，拔腿向院门口急急向院门口奔去。
好在，医院没有看门的，院子里也没人，我顺利来到街上，因为心里一直揣着玲花和“大花瓶”母子的下落谜团，也顾不得寒冷，出了城，寻摸着大珠山方向，在满目皑皑白雪中，艰难孤独地往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