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妃对柳青岩解释说，她怕被老公发现，只能是先稳住他，等他回了美国之后，不就又是她与柳青岩的二人世界嘛。
柳青岩很清楚陈晓妃压根就没打算离婚，伤心中的她断然决定与陈晓妃分手。那天中午她出去给陈晓妃买了新手机。晚上，为了摆脱陈晓妃的纠缠，柳青岩住在别的酒店。
陈晓妃离开杭州的第三天，我与柳青岩也回到了北京。柳青岩再也不去我们办公室，工作上的事情她就打电话或者在QQ上交代。与陈晓妃在走廊里遇见，柳青岩只是像对待任何一位同事一样，客气地笑下没有一言半语。
看着这两人的冷战，我也在想，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总是这样冷着脸何时是个头。也许等过些时候柳青岩心里的气消了，陈晓妃再说些软话哄哄，说不定也就慢慢合好了。内心就是再刚强的女人有时经不起几句温柔软语的哄劝。
陈晓妃也试着在改善两个人的关系，有几次中午她主动走到柳青岩的办公室门前约她一起去吃饭，“青岩一起去吃饭吧。”她的口气很自然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有饭局。”柳青岩则回答得很干脆，没给陈晓妃一丝的机会。有一次陈晓妃从餐厅把饭端上来，送到柳青岩办公室。一分钟后柳青岩居然把饭盒扔进走廊上的垃圾桶里。当时陈晓妃脸涨得通红，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也是合着两人的缘分尽了，我们刚从杭州回去不久，北京就接二连三地发现了SARS病情，一个多月后，柳青岩被采取了强制居家隔离。她与陈晓妃彻底没了联系。
2003年的三月中旬，有关*的谣言开始满天飞，网上时不时地就爆出帖子，哪儿哪儿又发现了感染者。人们开始抢购绿豆板蓝根和消毒液。
我们当时也没觉得事态严重，只是每天在办公室喷洒84消毒液，上下班戴着厚厚的口罩。当然同事中如果有谁咳嗽一声，那就像是一声惊雷，四周的人惊慌躲避。
等过了一个月后，疫情越来越严重，学校放假，很多公共场所关闭，像饭店酒店这类的服务业受到了严重冲击。特别是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部长相继被撤职，人们开始变得谈“非”色变，如临大敌。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柳青岩与一位从广东来的客户有过接触。这个客户在来北京不久后就开始出现发热症状，他去医院后被诊断为疑似患者，而与他曾经密切接触者都被送往医院进行医学隔离，柳青岩属于一般的接触者，被强制关在自己家里不能外出，观察两周。
我以为这正是给了陈晓妃一个在柳青岩面前表现的绝好机会，她完全借此时机好好照顾柳青岩，挽回她的心。
可我想错了，她得知柳青岩被隔离的消息后惊慌失措，“怎么办啊？前天还有大前天我都同她说过话的，当时她为什么非要同我说什么工作啊！哎呀，如果……我儿子可怎么办呢？”
陈晓妃的紧张连带着刚回来上班的小张也慌乱不堪，“就是啊，前天我还去了柳主任的办公室。你说我会不会被传染？我还要给孩子喂奶啊。”
“你说这个人也真是的，不好好在办公室呆着，去见什么客户啊？她不知道那个人是从广东来的吗？”陈晓妃一边把84消毒液倒进喷壶里，一边埋怨着。
“莫凡去把办公室走廊彻底喷洒一遍，尤其是柳主任办公室门口多喷点，你说咱们是不是该用消毒液把办公桌门把手都擦一遍呢？”陈晓妃吩咐完又疑惑地问道。
我什么话都没说，照着陈主任的话把各处都喷洒了一遍消毒液，心里却替柳青岩难过，约见客户是工作需要，如果她真的是被感染上了SARS，将是一件多么可悲可怕的事情。作为曾经的情人陈晓妃非但不关心被隔离的柳青岩，反倒抱怨不停。
据我了解柳青岩在北京没有亲人，她一个人租房子住。她一个年轻女子刚遇到感情的挫折，现在SRAS疫情又有可能要降临到她头上，这个时候她该多么恐慌孤单。我想是不是该去看看她。
第二天下午，我借口说不舒服先回家了——这个时候只要一说不舒服，不管是头疼脚疼陈主任恨不能让我彻底消失。
我买了一些水果和牛奶，然后给柳青岩打了电话，问清楚她的住址，乘地铁去看她。在电话里柳青岩还一个劲儿的说，不用来了，她一个人挺好的。
我在小区门口就被拦住，当手臂上戴着红袖章的门卫得知我是去看望隔离对象后，他们奇怪地看着我，“你是她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