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双方的斗争一直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但在这一年，三一八惨案突破了各自的底线，让局势彻底失控。
张座霖和张宗倡等人查封报馆、捕杀记者、教授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与以往北洋政府主政者并不相同的思维逻辑。
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社会名流，是不是记者教授，逮到就抓，抓住就杀。
采用高压政策控制社会舆论，谁不听话就杀谁。
这让一直生活在比较宽松舆论环境中的北平文化界陷入恐慌境地。
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处在十分不安的状态。
《现代评论》上如此描述。
“最近七八个月，北平这个都会永呈一种恐怖状态。最初是空中炸弹的恐怖，接着是军队入城出城的恐怖，接着是无数军官或军事机关任意拿人任意杀人的恐怖。”
林子轩在和新月社的成员交谈时，他们处在惶恐和观望之中。
一些察觉到危险的人物已经离开北平避难了。
《国闻周报》这样报道：“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平，这样一来。北平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就此离开。
北平是人文荟萃的古都，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众多。学术积累深厚，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如非迫不得已。很少有学者选择离开。
在他们眼中，上海是商业城市。中国其他城市都是文化荒漠，不适合研究学问。
只是。这些人在北平的处境并不好。
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教育经费不能到位，学校没有经费，教职工的工资拖欠严重。
以北大为例，北大传出因日常维护经费短缺无法按期开学的消息，甚至因无力支付自来水费险些被切断水源。
北大教授顾颉钢在日记上有过记载。
“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仕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