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随后解释说，在他想让巴西的孩子们上学的计划中，体育是一个基础环节。“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做点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事来帮助孩子们。来吧，贝利。你怎么想？”
我当时想的是：这家伙真厉害！也许我真的该停止对巴西政治的空谈，真正做点有积极意义的事了。不由自主地，我答应了费尔南多·恩里克的邀请。在抱怨了国内政治这么多年之后，我也要成为其中一分子了。
巴西是个随意、悠闲的国家，很少见到一本正经西装革履的人，而即便是用巴西的标准来衡量，我都算是个无拘无束、不拘礼节的人。所以，见到华丽庄重的巴西利亚，我们的首都，我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这个城市里，到处是复杂的头衔，深色的正装西服，黑色轿车，还有那些讲话——你得认识在场的每一位要人，才能开口说话！朋友们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了。埃德森部长？贝利部长？多年来我曾有过很多个绰号，其中有一些甚至带有一些种族色彩，如“老黑”和“土人”。我刚上任的几个月里，有些相识数十年的熟人过来看我：
“嘿，土人，最近怎么样？”
接着他们脸色一白，忙改口道：
“哦，对不起，埃德森部长……”
我只是笑着对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轻松点……”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但我对自己的新职务很自豪。能有一个官方的身份为祖国效力，我心感荣耀，也很感谢总统和国民对我的信任。我还因自己是巴西第一个黑人内阁部长而感到骄傲，巴西独立已近两个世纪，首位黑人部长的出现也表明了巴西的黑人在争取机会的道路上奋斗了太久。我很高兴能够打破这个障碍，这样更多的黑人同胞就能走上相同的道路——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我惊喜地发现，在巴西利亚真的能做很多好事。正如费尔南多·恩里克所承诺的那样，我们最大的目标是说服巴西的父母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上学。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面对巴西的很多严峻问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贫穷。1992年的一次研究表明，巴西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比率高达15%。很明显，对巴西来说，它不仅是当前的棘手问题，还会影响到巴西的未来。全国总共有32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个数字比加拿大全国的人口都多。我们相信，如果能让孩子们到学校去上学，短期内起码能够保证他们能吃得好一点，还能让他们远离街区上犯罪事件的影响；而从长远来看，他们还能接受教育，而教育是改变贫穷命运的关键一步。
费尔南多·恩里克的一个想法是开展一个名叫“bolsaescola”的项目——只要某个家庭让孩子去上学，就每个月发给他们数美元的助学金。事实上，此举正是巴西教育情况的转折点，也是很多贫困家庭生活的转折点。但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除了助学金，这些孩子在学校里还需要某种爱好，以防产生辍学的念头。想当初，如果巴鲁的学校里有足球活动的话，我是不会总逃课逃学的！
所以，在体育部等处的很多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启了一个项目：在贫穷的社区设置低成本的运动设施，如足球场、篮球场等等。我们将这些设施称作“vilasolimpicas”，亦即“奥林匹克村”。这个名字能给人一种高档的感觉，但建设每个“vilas”往往需要近100万美元的费用，而巴西政府当时资金匮乏，于是我们就从美国施乐等公司争取赞助。巴西的孩子们可以随时使用这些运动设施，但是——这一点才是关键——要想使用这些设施，他们需要证明自己在学校有相当的出勤率。这么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迫使他们去学校上课，二是让他们远离学校外的毒品、犯罪等不良影响，哪怕是几个小时都是好的。
这个设想其实很简单，但成效是喜人的。在很多设置了“vilas”的社区里，学校的出勤率上升了，青少年犯罪率下降了，有的地方青少年犯罪率甚至降到了0。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妻子希拉里到里约访问，他们参观了位于曼盖拉小镇上的一处办得很成功的“奥林匹克村”。克林顿总统发表了演讲，他称赞了这个项目所取得的成功，还向一个学生表示了祝贺——她是全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演讲结束后，克林顿总统跟我一起走到足球场上。“你可得让着我点儿。”他笑着对我说道。我也笑了。记者们也都笑着，拍摄我们俩踢球的照片。
克林顿总统球踢得不错！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想的已经不是足球了。我对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我感觉，那一刻就是我之前努力奋斗的最佳回报。我在足球上的成功给了我施展影响的平台；我受到的教育给了我做事的能力；人们对我的信任、我和体育部的同事们的艰苦努力使得这个项目得以实现，对巴西儿童的生活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值得骄傲的一刻，对埃德森、对贝利而言都是如此。
迄今为止，为鼓励孩子们上学而创办的“奥林匹克村”项目是我身为体育部长所做的最自豪的事。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巴西的印第安人群体、监狱里的犯人们中间组织过足球比赛。但是我要帮助的群体还有一个，那就是巴西的足球运动员。当时巴西的弱势群体那么多，乍看之下，足球运动员似乎并不是迫切需要帮助的群体；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与他们利益紧密相关的政策迟迟未能制定落实。
绝大多数外国人都认为巴西的职业足球一定是兴旺繁荣的。毕竟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丰厚的足球传统，有大量球迷基础，还有不断涌现的足球天才。所以，我们的联赛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对吧？错了。在上世纪90年代，巴西的俱乐部连球员的薪水都应付不来，其中部分原因是很多资金都被贪污了。没有人知道那些门票收入和球员转会费到底去了哪里。社会上暴力事件频发，球场里也变得不安全了，当然足球也难逃其影响。结果就是，很多人都开始远离足球圈，巨大的体育场内——连马拉卡纳球场都算在内——上座率都不过半。
与此同时，某些规章制度——或者说因为缺少某些规章制度——剥夺了球员们最基本的权利。巴西的职业球员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在与一个俱乐部的合同到期之后，他们甚至没有权利成为“自由球员”。如果他们不能跟现在的俱乐部续约，那么这个俱乐部就可以禁止他转会。这就跟卖了终身一样。虽然有很多巴西球星在欧洲的俱乐部里挣大钱，但在国内，很多球员甚至连生计都难以维持。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巴西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以上问题的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英国的足球联赛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足球联赛，其上座率都不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足球流氓——普遍认为是源于目无法纪、无依无靠的文化阶层——在球场内寻衅滋事，因为害怕波及自身，每场比赛都有数千球迷不敢到现场看球。与此同时，足球主管部门的权力又太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足球带来的金钱和影响力突然间给巴西国内及国际上那些足球官员巨大的权势，但相关规章和法律的制定又严重滞后，无法限制权力的滥用和金钱的贪污。
真的，很多年里，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足球挣来的钱就像绝了堤的河水一样外流。我记得在桑托斯俱乐部效力时，我们到欧洲、非洲、美国踢过那么多场国际比赛，但俱乐部却一点富起来的迹象都没有。我们的训练设施和球员休息室都不算好。有一年，在从欧洲踢完一系列比赛之后，得来的钱都放在一个手提箱里，而那个手提箱消失了。一位球队官员下了飞机，提着手提箱去喝咖啡，回来时说手提箱被人偷走了。这简直是《碟中谍》里的情节啊！现在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笑话，但当时太令人心酸了。
关于球员自由转会的问题一直令我苦恼，从上世纪70年代初我就一直跟政客们谈论这件事。我曾跟几个桑托斯队队友坐飞机到巴西利亚找梅迪西总统，跟他说了我们球队里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我们一个队友跟球队某个董事的女儿谈恋爱，他们后来翻了脸，于是那个董事就要求将这名球员踢出球队；于是他就被解雇了，但同时又被禁止与别的球队签约。在巴西，别的职业都受到劳动法的保护，以免其从业者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但偏偏足球运动员没有这种权利。
梅迪西总统对那位球员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但他最后选择了最简单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什么都没做。现在我是体育部长了，我决心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措施，目的是帮助巴西的球员和球队。我不仅要让球员们获得自由转会的权利，还要制定法律，强制俱乐部每年公布财务报告。这样一来，凭空消失的手提箱就能少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