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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问我：“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是否有过压力太大、压得你喘不过气的时候？”
有，我答道。有过一次。但反过来，它也为我掀开了人生最精彩的篇章。
1969年，亦即墨西哥世界杯之前的那一年，我的职业生涯迎来了一个里程碑——1000个进球。这是个很难达成的成就，造成其难度的部分原因是我需要参加的比赛数量。这些进球包括我为桑托斯俱乐部、为国家队还有从瑞典回来后在军队里比赛打进的所有进球。赢得了那届世界杯之后，跟所有巴西上世纪50年代的年轻人一样，年满18岁的我去服了1年兵役。这是一件好事，它证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不能搞特殊化，而这个安排也给军队带来了好处——他们的内部足球赛上多了一个优秀的前锋！
1000是个不小的数字，包含了太多的汗水和努力。我在前文中也提到过，桑托斯俱乐部安排了太多的比赛，希望利用我们的名气尽量捞钱。比如说，1969年3月份，我踢了9场比赛；4月份，6场；5月份，6场；7月份，桑托斯俱乐部先后与科林蒂安斯、圣保罗、帕尔梅拉斯三个强队交手，此外还跟以防守见长的英格兰踢了一场球（最后我们以1:0获胜），在这个月的月末，我们又到意大利米兰参加了一场激烈的国际比赛。这个月还算轻松的，因为只有相对较少的5场比赛。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些人在贬低我1000个进球的意义，说那只是比赛太多的结果。我的回答是：球队的安排不是我能做主的。我觉得，就凭我没有累瘫在球场上这一点，也是值得一点赞美的吧。
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个进球量是值得庆贺的。“贝利的1000个进球要比巴比·鲁斯职业生涯714个全垒打更厉害一些。”美联社在当时如此评论道。巴西诗人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的评价则公正得多：“其困难之处、非凡之处，不在于打进1000个球，而是在比赛中像贝利那样进球。”
人们的种种好话只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得达到他们的预期。1969年10月我完成了第990个进球，却突然感到身心疲惫，还有些慌乱。我不喜欢所有压力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的感觉，就跟数年后在我的“告别赛”上那种莫名的紧张一样。没有人关心我是否紧张，他们也不需要这样做。我是个职业球员，从事着热爱的事业。此后每过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和记者数量都在增加；客场作战时，他们会举行游行、悬挂旗帜甚至邀请游行乐队准备为我庆祝——而我是他们的对手啊！
在种种期盼的重负之下，我卡壳了。第1000个球迟迟不来。那段时间里，有一场比赛甚至是以0:0结束，这在以进攻见长的巴西足球联赛上是很少见的。在萨尔瓦多市与巴伊亚队的比赛中，我有个射门偏出了门柱，另一个则是失之毫厘——在进球的一刹那被后卫从球门线上挡出来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状态也失常了，桑托斯俱乐部甚至决定让我在跟若昂佩索阿一个弱队比赛时充当守门员。我能打这个位置，因为在巴鲁时我就常常当守门员，而多年来我都是桑托斯俱乐部的替补守门员。但这次安排明显是球队对我的照顾，他们不想让我有太大压力。
就在我仿佛永远困在第1000个进球的门槛上时，桑托斯迎来了它的下个对手——我们要在马拉卡纳球场迎战瓦斯科队。我曾在马拉卡纳球场打过很多比赛，但只有这一场的气氛最为紧张。当天是11月19日，巴西的国旗日。马拉卡纳球场里座无虚席。球场里邀请了军乐队来演奏，还放了气球。我紧张得都快吐出来了。
终于，一个传球朝我飞来，速度高度都恰到好处，是我最喜欢的传球。这是头球攻门的最佳时机。我高高跃起，像父亲教我的那样——顶球时睁大眼睛。
球进了！
但是——我没有碰到那个球。瓦斯科的后卫雷内在我之前抢到了点，本想解围的他却把球顶进了自家球门——乌龙球！我无法相信！天哪，我再也进不了球了吗？
几分钟后，我带球突向禁区，被对方绊倒。裁判的哨子响了。点球！我无法相信——第1000个进球就要来了吗？
是的。我把球在罚球点摆好，却发现自己在颤抖。罚球的时刻到了，我跑向足球，中途停顿了一下骗过守门员，然后将球踢进。
这次是真的了：
球进了！
观众们沸腾了。我跑到球门里，把球拿起来亲了两下。看台上燃起了烟花，人们都高声欢呼着。一群记者和摄影师拿着话筒、扛着摄影机冲进场里，问我什么感受。我此前并未想好进球后该怎么说，所以就说出了最近萦绕心头的事：“我们应该照管好下一代，这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几个月前，训练完毕后我提前离开了桑托斯训练场，这时我看到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就是那种在巴西你给他们几毛钱让他们“照看”你的汽车的孩子。这种事在巴西非常普遍，说实话有点勒索的意思。当时他们正在我的停车位旁边，准备偷旁边那辆汽车。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起初并不搭理我，后来认出了我是谁，才跟我说起话来。“别担心，贝利，”其中一个孩子安慰我道，“我们只偷圣保罗队的汽车。”我愣了一下，接着无奈地笑了，我对他们说，偷谁的车都是不对的。
他们朝我笑了笑，四散离开了。但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令我担心忧虑。小时候我也偷过东西——前文中说起过，我跟小伙伴们在巴鲁的火车上偷过一些花生去换取我们球队的“启动资金”。尽管国家的经济在发展，但巴西孩子的生活还是太残酷，太危险。巴西的城镇化发展很快，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巴西就从一个农村国家变成了城市国家。巴鲁老家那种街坊四邻彼此熟悉的人际联系随着人们搬到城市里各谋生路而分崩离析。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到河里游泳、到树林里找杧果，而是躲在公寓楼的房间里吸毒。对我而言，偷花生和偷汽车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当然，身为人父也令我对下一代的成长格外关心。
有趣的是，那一天，比起我的第1000个进球以及我为之付出的努力，人们记住的反而是我发表的那番关于下一代的言论。
事后，我受到了很多媒体的批评，他们说我蛊惑人心，或说我虚伪。但我觉得这样做很好：利用那个特殊的时刻、借着全世界都在观看这场比赛的时机，将人们的关注从球场上转移到更严肃的事情、转移到令我深深担忧的社会问题上去。随着我慢慢变老，我开始意识到——足球能够、也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进球、助攻和夺冠军。尽管有很多的冷嘲热讽和怀疑，但巴西以及全世界的人民真真切切听到了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