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生死悬于一线了,还要不要保住统一战果?还想不想瓜分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还是否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帝国,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
这就是拿未来的帝国做豪赌,谁不敢赌,谁迟疑不决,谁就输了,但谁敢赌,谁就是义无反顾地去舍身赴死,还是输。
这就是一个有输无赢的赌局,唯一能确保胜算的就是“庄家”,就是秦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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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大臣们不管自己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也不管自己隶属于哪个政治势力,他首先必须站在中枢决策者的立场上考虑王国的未来。只要王国能在未来获得丰厚的利益,那么其所在的政治势力才能获得需要的利益,才能实现所追求的政治理念,否则,一切都是井中月水中花,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现在,秦王政的决策满足了他们对利益的追求,但结果是王国的利益被无限制地掠夺,中央财政肯定要崩溃,王国的未来一片黑暗。国祚岌岌可危,王国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依附于王国而生存的政治势力又拿什么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未来?
中枢大臣们的质疑声越来越大,但秦王政始终保持沉默。
他拿出这个决策后,他就是旁观者了,他相信没有哪个中枢大臣会反对自己的决策。当前形势下,还有比这个更完美的决策吗?肯定没有。
至于中枢大臣们的质疑,都集中在中央财政上,而如何提高中央财政,那不是秦王政这个最高决策者的事情,而是中枢大臣们的本职工作。
中枢议事很快进入高潮。
中央两大财政官长治粟内史卿冯去疾和少府卿王戊明确表态,中央财政无法保证大军在渡淮作战后继续进行渡江作战,也就是说,即便秦军在军事上具备了吞灭楚国的能力,但因为中央财政的极度匮乏,大军也只能止步于大江北岸。
言下之意,中央财政既然无法支撑大军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统一战争,那就更不要说去远征西南或者修筑直道了。
太尉公子腾、上将军王翦、蒙武、麃公,卫尉卿李瑶、中尉卿张唐等大臣从军事角度和统一战争的形势出发,强烈要求在最短时间完成灭楚之战,为此他们建议中枢马上修改赋税政策,加大赋税的征缴和徭役的征发力度。
太傅公子宝鼎、郎中令蒙嘉、廷尉卿李斯、御史中丞甘罗、内史公子成等大臣极力反对增加赋税和徭役,认为这是竭泽而渔,必将危及到国祚的安危。
这时候右丞相隗状、左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驷车庶长公子豹四位上公大臣提出了一个折衷意见,暂时不做增赋加徭的考虑,先进行渡淮作战,假如渡淮作战顺利,渡江作战也万事俱备,那么中央就以完成统一大业为第一要务,下令增赋加徭,全力保证大军渡江作战,完成中土的统一。
反之,假如渡淮作战不顺利,渡江作战更是困难重重,那么中央就必须改变统一战争的攻击策略,就必须开辟西南战场,然后对江东实施战略上的大包围,最后以南北夹击来完成对楚国的最后一击。
也就是说,增赋加徭势在必行,这是形势所逼,统一大业所必须,但实施力度不一样。假如大军在渡淮之后马上渡江作战,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统一大业,那增赋加徭的力度就不大;,反之,假如大军必须远征西南,必须以开辟西南战场来完成对楚国的攻击,那增赋加徭的力度就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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