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治理念上的迥异造成双方在国策上的分歧。秦王政要坚决堵住洪水，堤坝背后的权力和财富都要尽数收入囊中，也就是权力和财富上的高度集中，而宝鼎却是在堤坝上开一道口子泄洪，把堤坝背后的权力和财富让渡于民，有效缓解中土各阶层在权力和财富争夺上的激烈矛盾。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豪门贵族对分封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随着统一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弱，这时候中土政治上的分封“洪峰”正在形成，大秦“法治”的堤坝正要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而秦王政和宝鼎在政治理念上的争执和国策上的分歧也到了一决胜负的时候。
“洪峰”铺天盖地而来，“法治”堤坝上的缺口太小，泄洪力度太弱，堤坝岌岌可危，此刻秦王政是“堵”还是“疏”？
秦王政还是要“堵”，坚决封堵，所以他坚决反对建立更多的封国以阻御“分封”，坚决反对在爵秩等级制上、在世袭制度上做出更大的变革以阻御功臣们对权力和财富的过度攫取，坚决反对在土地制度上、赋税制度上做出颠覆性的变革以阻止中央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向普罗大众做出倾斜。
宝鼎则要坚持在“法治”的堤坝上开凿更多的缺口以增加泄洪量，以最大程度地缓解国内最主要的最突出的矛盾，也就是妥善划分大秦各阶层在权力和财富上的再分配比例。分封诸侯、重建世袭，增加爵秩等级，变革土地、赋税等财经制度，等等，都是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中的措施之一，这些措施直接关系到大秦各阶层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所占据的比例，只要这个比例适当，可以满足各阶层的需要，那么国内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自然就会得以缓解，帝国也就会必然走向稳定和发展。
所以秦王政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宝鼎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在如何面对咆哮而来的政治“洪峰”上，在如何有效解决国内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上，两者既互相妥协、互相支持，又互相斗争，未来存在着无数的不确定性。
＝
宝鼎在思考，他必须尽快拿出一个有效缓解国内激烈矛盾的妥善解决办法。
二月上，公子扶苏与齐国相后胜开始谈判。公子扶苏把当前局势的发展，把山东战场和淮北战场的最新战况详细告诉了后胜，然后带着后胜与齐军被俘将军，还有投降的郡县官吏们见了一面。
公子扶苏最后警告后胜，给临淄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必须投降，否则秦军就要攻城了。
假如楚军没有战败于淮北，假如太子安和魏王咎没有逃离琅琊，齐人或许还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但现在齐人没有任何转败为胜的可能，彻底绝望。
三天后，齐王建投降，齐国败亡。
＝
平舆大捷，王翦率领秦军横扫淮北，中原决战以秦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
统一就在眼前，咸阳沸腾了，隗状、王绾等公卿大臣们一致请奏，请武烈侯马上率军南下，与王翦联手渡淮，吞灭中土最后一个诸侯国，完成统一大业。
秦军在战场上势不可挡，秦军在短短时间内攻占了大量的疆土，如果秦军马上倾尽全力南下作战，那么这些新占领的疆土如何镇戍？当然是建封国。
公卿大臣们联名上奏，建议秦王政在山东、淮北各建封国。
依照大秦律，唯有王子可以领封国，而领封国的王子必须是封君，而封君爵要靠军功来获取。公子峤虽然出镇江陵，但至今没有建功，而另外一个可以出镇地方的王子公子骧至今还待在咸阳，寸功未立，都不符合领封国的资格。
公卿大臣们再奏，拿出两个建议，一是修改律法，让王子先领封国，然后再建功封君，其次就是扩大分封，让封君宗室领封国。其实这两个建议的目的都是一样，都是要修改律法，要扩大分封。
其中第二个建议给秦王政和咸阳宫施加了巨大压力。当今封君宗室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武烈侯公子宝鼎。公卿大臣们联名上奏，齐心协力要让公子宝鼎领封国，决心要扩大分封，秦王政和咸阳宫怎么办？
秦王政无法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