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们离上一回见面已经至少有七八年工夫，和矢部先生简单的越变越老不同，我由国小生变成了高校生，个子高了，五官也逐渐长开，就连有时候我自己翻看过去的相册，都会认为这不是一个人。但他偏偏一眼认出了我。
尤其当他念到“柳生”这几个音节时，我忽然感到没来由的害怕，虽然他语气平平，并没有任何波澜。
我不得不再次中断自己的叙述。而藤川似乎也已经对我三番五次的欲言又止习以为常，只是耐心地沉默着，一点也没有流露出着急。她的体贴让我感动，但还是不得不鼓起勇气挣脱犹豫和挣扎。即使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讲述接下去的一切，那些打破了了十七年来价值观的真相。
是的，我只有十七岁，还处在所谓的理想年代，曾经相信真实相信正义，以为光与暗的界限尤为鲜明，却没料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卷入了那桩不光彩的往事。
远处的大海仍在月色下翻滚，闪烁着的碎光仿佛海怪的鳞片，慢悠悠地张开，但在风吹过时又‘呜’得一声齐刷刷收紧。船灯在海面上织出一张巨网，连接着岸上的灯光，从海面路过沙滩与祭典，再一路攀爬上山坡，就好像海怪的脚印。
这让我想起了曾在幸村家见过的他的画。和保存在学校画室里的那些不同，幸村不轻易向外人展示的私人作品里没有盛开的鲜花，斑驳的树影，死板的静物，认识或不认识的微笑人像，而是充满令人不安的压抑和惶恐。比如漆黑无边的大海，满是窟窿的岩壁，被锁链缠绕的竹林，沙地上□的足踝，还有手捂住脸，像是在尖叫或哭泣的黑衣怪人。
有些是瑰丽的油画，有些则只是简单的线稿，像是匆忙画就。
“都是国三那年手术前后画的。”
幸村大方地把画板翻过来给我看，油画布或画纸背面清清楚楚标注了日期——果然分布在他几年前那次手术前的静养和术后康复的阶段。
“那时候心情真是糟透了。上手术台前担心不能活着下来，活过来了后却还是不能运动，不能打球，出门时必须有护士跟着，回学校看见的只有别人怜悯的眼神。有这么段时间我是真的感觉自己废了，虽然嘴上还坚持说要回到球场全国制霸，但事实上，后来的失败，当初就已经预见了。刚出院的我，走路无法坚持四十分钟以上，偷偷跑去家附近的球场试球拍，却发现自己甚至没法把球打得远过普通的国小生。我逐渐发现，我唯一捏得动的似乎就只剩下画笔了，所以只好一个人回家偷偷地画，像发泄似的画一些疯狂古怪的东西，简直就像发明了一种只有自己看得懂的图画文字。画好就再把它们藏起来，也不敢让父母看见，否则难免会被担心我的他们送去心理医生那儿谈话。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我又一个人在球场边上的角落坐了很久，最后居然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我一个人走回家，那时候路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我吹了会儿冷风，脑子里开始慢慢清醒。我开始担心父母是不是在为我的晚归着急，我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又在半路晕倒，但这些担心很快又被别的东西替代了——我开始观察周围的街景，天是墨蓝的，没有月光，住宅区的灯都亮着，里面的人或许正在看电视。一切都和我在鬼门关走了一趟前没什么两样。我这才发现，我丧气也好，废了也好，甚至赌气去自杀之类的也好，再怎么折腾地球还是照样转，没什么会因此改变，想通了这些，心境才慢慢平静了下来。从那时候我开始明白，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选择了命运，是命运选择了我们，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勇敢地接受。”
难得多话的演讲者从画板里抽出一块给我看，问我：“柳生，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海。”我言简意骇地回答。
黑蓝夹杂的晦暗色彩，杂乱分布着微小的光点，画面深邃得仿佛会把人吸进去。
“再看看，这些呢？”幸村不满意，又指了指那些光点。
“船灯，反光，之类的。”
他狡黠地笑了，“说错了，”幸村说：“这些是海怪的眼睛，他们潜伏在海水之下，偷窥凡人的世界，却只看自己想看的那部分。”
它们永远只是旁观者，它们以为自己看见了真实。
或许我可以省去面对藤川时那些时而停顿，时而磕磕绊绊的讲述方式，来用一种更简洁的方式，为我的读者讲述这最后的一段故事。事实就是，我遇见了矢部先生，却发现曾经的政客不仅丧失了光鲜的外表，连处事不乱的气度都已经消失不少。但好歹，在对我这个不知情者做记忆补充的那几十分钟里，他还是多少控制了情绪，没有直接把我掐死在东京近郊。
“真希望你也能经历这一切，我指香织的那部分。”他只是平静又恶毒地诅咒道。
我理解他。弥留之际又心怀怨恨，在这种心境下的口不择言，我没有丝毫必要去责备。
而这一切可以从麻生告诉我的那部分故事结尾开始——
那一年，麻生的哥哥被接回藤泽养病。对于已经搬往横滨的我而言，说不知情也无可厚非。而在当时，负责为他诊疗的正是我父亲所在的医院。又由于麻生季光病况复杂，医院不得不组织了讨论组，其中的经手人之一，就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