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80年代，坚冰才开始融化，局面才开始活跃，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才开始显露新的生机。导致这一转机的因素大略有二：一是伴随新闻学术春天的到来，新闻史的研究也大踏步地迈进，不断将探讨的触角伸向未知的领域；二是传播学的引进，使学术观念豁然开朗，许多以前颇显逼仄的论题一下变得丰富多样，意蕴深广。在这一开风气之先的思潮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先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人。他发表在《新闻学论集》第五辑（1983）中的论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是一篇影响广泛的学术力作，以坚实的功力、翔实的考证和完善的论述，提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应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之报纸的论点。
方先生这一结论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极大兴趣。时隔不久，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唐史学者张国刚先生（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便在《学术月刊》1986年7月号上发表了与方先生商榷的文章《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所谓两份，一指方先生文中论及的、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编号为s.1156的归义军进奏院状（887），一指张先生自己发现的一份年代更早的、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3547的归义军进奏状（约876）。张文的结论已在标题中挑明，即进奏院状不是“报纸”，而是“文书”。此前，张先生已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一文（1986年3月25日），表达了上述观点。在我们看来，方先生探讨进奏院状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结论本身——虽说他的结论已是非同凡响——而在于从一片混沌中抓住了一个衍生力极强的学术话题，进而带动起实际上也已经带动起许多相关的研究。借用传播学议题设置理论（agenda瞫etting），方先生等于为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设定了议程。对此话题大家尽可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却不得不说着同一话题，而在这片众声喧哗的纷纷攘攘中自然会触发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知，进而使这方面原已显得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探讨，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灭变幻中，不断向纵深处全面拓展。也就是说，进奏院状这步棋走活了，整个唐代新闻传播研究这盘棋也随之走活了。所以，我们说方先生在此的贡献首先还不在于解决了一个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而在于以其通达的识见提出了一个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问题。即使有朝一日他的结论被改写修正，但他的创见对唐代新闻传播研究所具有的非凡意义却不容置疑，正如日心说虽已过时但它对科学发展的非凡贡献则无可估量。
三
除方汉奇先生之外，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姚福申先生也曾在唐代新闻传播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默默劳作，获得较为突出的实绩。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他已发表了下列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
《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刊《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4辑。
《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刊《新闻大学》1982年总第5期。
《〈开元杂报〉考》，刊《新闻学论集》1985年总第九辑。
《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刊《新闻大学》1989年第1期。
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史料周详，实事求是，在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中独树一帜，正如方汉奇先生所称道的：
他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他所写的文章，论证绵密，言必有征，时有创获，不落前人窠臼，是很可钦佩的。方汉奇：《读〈《开元杂报》考〉一文后的断想》，载《新闻学论集》，第九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尤其是《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一文，以露布、条报、进奏官报、邸报、榜文等为主，较全面地梳理了有唐一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整体上展示了其面貌与特征，尽管不免于先驱者难以规避的粗疏缺失，但仍不失一篇颇有价值的开创性文字。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播研究的深入和传播学理的渗透，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孙旭培先生所倡导的“本土化”活动参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另见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如，1996年暨南大学新闻系的李异平和陶第迁二位先生发表的《论唐代的对外传播》一文见论文集《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首次论及唐代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munication)，揭示了唐代这方面传播活动的类型(政治传播、儒家思想传播、经济和科技传播、文化传播、宗教传播等)和方式（和亲、授学、商贸、民间往来等）。再如，刘光裕和郭术兵二位先生在1997年第1期《齐鲁学刊》上发表的《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一文，虽然重在文学，但对我们的研究也不无启发。
当然，总的来看，对唐代新闻传播领域的考察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了解与认识还远不够清晰、完备、深入、系统。尤其是，许多与新闻传播有关的问题尚未触及，即便一些论及的问题也仍然不无暧昧、模糊乃至抵牾之处，甚至个别仿佛已成定论的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推敲。迄今为止，最详尽、最充实地勾画唐代新闻传播风貌的，还数方汉奇先生等所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一书中由方先生执笔撰写的有关章节，字数约两万字。其中所着力阐述的、同时也是学界所普遍关注的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为孙可之所提到的“开元杂报”朱传誉先生认为，“所谓‘开元杂报’只不过是唐开元年间，杂乱的新闻信”，其中的“报”字乃是动词，不是专有名词。见《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前言1页、111页。二为唐代进奏院状报。其他有关新闻史的著述，其实也大多不逾这两项。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培汀与裘正义二位先生合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一书，在讲到“隋唐传播事业和官报体系”时，就基本沿用了上述研究中的观点，重点依然是“开元杂报”和进奏院状报。这既反映了研究的现状，又展示了研究的前景。“前人智力之所穷，正后人心思之所起”（纪晓岚），在唐代新闻传播这方学术天地中，先驱者披荆斩棘的努力已为后来者打开了缺口，踏出了道路，甚至提供了可以依凭的落脚点，他们许多原创性的观点更像夜幕笼罩中的一座座灯塔，引领探险的人们向神秘未知的领域前行。他们止步的地方，正是后人起步的地方，用纪晓岚的话说“有所藉者，易为力也”。
另外，令人感到慰藉的是，在纷然杂陈、森罗万象的隋唐研究中，有不少大家在追逐各自感兴趣的目标时，曾不经意地涉足新闻与传播活动领域，留下深浅不一的足迹。由于勾连繁复，这类材料不可能悉数列举。如关于韩翃由“邸报”得知授官一节，就有傅璇琮先生《关于〈柳氏传〉、〈本事诗〉所载韩翃事迹考实》和周绍良先生《〈柳氏述〉笺证》等文可供参考。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再如关于唐代的邮驿制度，陈沅远先生也曾在《唐代驿制考》一文中早有论述。参见《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至于像陈寅恪、向达、岑仲勉、王仲荦等先生在其史著中所提供的线索与启发，就更是不胜枚举了。这些著述与《旧唐书》、《全唐文》、《全唐诗》等一手资料一样，都是研究唐代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依据。
四
从纵的时间维度看，我们所说的唐代新闻传播并不仅限于有唐一代，即从618年唐高祖立国到907年唐哀帝禅位。因为，唐王朝的历史生命同此前的隋朝和此后的五代十国构成相对完整的板块，形成血脉相通的肌体。隋朝的历史虽然短暂,从581年到618年不过三十多年，但它却为唐帝国的空前统一与繁盛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就此而言，隋朝与秦朝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两代而亡的短命王朝，但都建下一种为来世开太平的丰功伟业。没有秦朝便不可能有汉朝的强大，没有隋朝同样不可能有唐朝的崛起，范文澜先生说得好：
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至于从907年梁太祖朱全忠即位到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的五代十国时期，看似朝代更迭，天子辈出，城头频换大王旗，但整体格局实为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历史之延续。如以统一与分裂为视角，那么从隋初到唐中叶的安史之乱爆发，统一的趋势不断强化；而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不断加剧，这一升一降的持续运动，也使隋唐五代成为无法割裂的历史板块。探讨唐代的新闻传播，自然应遵循史家的这一共识，即将上限推到六世纪下叶，而将下限延至十世纪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