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素来是最公正得，他可不管你是贫是富，是卑是贵，在这样的疫情面前，他们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士大夫们与平民没什么区别，老天该让你染上瘟疫还是得染上，可不管你头上的官帽有多大，官服有多华丽。
别说这些大臣了，就是坐在龙椅上的赵曙听了包拯这话也颇不是滋味。当然，作为一个帝王来说，他考虑地更多地是天下臣民将如何看他？
今年颇为不顺，这天降大雨后，疫情又汹汹而来，这不是老天在说他失德么？这可是个要命的事啊！
这罪己诏到了这会儿看来是不得下了，而大臣们到了这个时候也没了反对的理由。
到了这个时候，若天子再不下这道罪己诏，不给天下臣民一个说法，那才真要大乱了。
此一时彼一时，这罪己诏什么时候该下，什么时候不该下，那都是极有说法得。
因此，赵曙在这个时候提出要下诏罪己得到了群臣们的赞同。
治平二年，九月初一，天子下诏罪己，停止开乐宴，拨出专款安抚各地受灾人群，并埋葬祭奠那些没有人管的死者。
九月初五，本就沉浸在哀伤中的大宋再次迎来了大雨倾盆，而在此话的日子了，老天似乎就是跟赵曙过不去一般，时不时地就来场大雨，且一下就是几天，使得原本就糟糕的局面变得更为不堪。
为此，在九月二十八日，天子下诏，派遣使臣在岳渎名山大川祈祷，赦免全国罪犯。
这一次老天似乎看到了天子的诚意，折腾了大宋军民一月之久的大雨终于停止了，疫情也得到了控制，可饶是如此，面对着死伤几万的数字，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杨涵瑶还是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与悲伤。
而大宋的君臣们则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如此大的灾情，区区三四万人的死伤相较于以往，已是很好的结果了。
说句难听得，就这点伤亡，有些人都有种想弹冠相庆的冲动了。可杨涵瑶却无法漠视这个字数，作为一个后世和平年代来的人，在她的印象中，恐怕也只有汶川地震能与之相比了。
可她却也无法去指责这些宋人对于人命的漠视。毕竟这不是现代，哪怕是现代那样高的科技水平，可在天灾面前，人的力量就是如此渺小而已。
把时间倒退一千年，放到这生产力低下，工业水准十分原始的宋朝来说，如此大的灾难，死伤三四万人，的确已很能证明朝廷的能耐了。就算是普通百姓也觉得这死伤人数已是最好的结果，对朝廷采取的举措无不感恩戴德，感激莫名。
一时间，赞誉之声一片，各大报社对此次朝廷的救灾之举那都是一片赞叹之声，更有人喊出了“人定胜天”的疯狂之语，之前还在不停下诏罪己的赵曙一下子就成了大宋军民口中的有德明君，赵曙也因此捞取到了不少的政治资本，使得“濮议之争”所带来的阴影去除了不少，合法性已然不可动摇，声望如日中天似乎也是成了自然而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