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冷清让新派人物大大着急，他们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十分超前的创意：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一出双簧，一个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另一个写驳斥的文章，在报上展开论战，以吸引社会注意。
如果江大帅在这里，一定会拍案叫绝的！
江大帅所在的那个时代盛行于媒体的“炒作”，在百年前，新派人物们就已经想到并成功使用了。
胡适见又是陈独秀自己的意思，今天本来闹得有点僵，也就不好多说，但想了想还是谈了点看法：“我觉得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的。”
刘半农有些不服地说：“我们还不是为了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逗引林纾上阵反驳，改变我们的新派观点抛出后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的尴尬局面。”
“怎么选的他？”有人问。
“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就是因为林纾名头大呀！”钱玄同说。
刘半农补充道:“除了其翻译小说在中国青年读者中风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他现在已出版《畏庐文集》、《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畏庐续集》、《‘春’觉斋》、《左传撷华》、《论文讲义》、《文法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术着作。在当今文化界，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辜鸿铭的名气更大，古文造诣更深，更顽固。”
“你觉得辜鸿铭会出来应战吗？”
辜鸿铭是民国文化界有个铁杆守旧的名人。此公出生于马来亚，留学于德国，曾在北洋军界供职，妻子是日本人，因此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奇异经历。他‘精’通九种外语，所以尽管思想上顽固不化到宣扬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还是被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授。
他跟军政界的张勋一样被称为“怪物”，而且也同样一直拒不剪辩，拖着辫子大摇大摆，出入“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
以废除文言为核心的“文学革命论”一抛出，新文化阵营希望他暴跳如雷、奋起反驳，好在争论中扩大新派观点的影响。不料这个老怪物一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他始终懒得撰文表态，只在课堂上随口挖苦白话文语法不通，说：什么“妓‘女’改良”？要把良改掉？要改良为娼啊！
所以，林纾被新文化阵营选为“头号敌人”，还在于其他老派人物对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装聋作哑之时，他已有些回应，对“废文言”颇有微词。他又是最可能站出来代表旧阵营上阵的人。
胡适叹息一声，拿起《新青年》，指着一段文字说:“这骂得过分了吧？‘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样的言论有失公允？这不是人身攻击辱骂是什么？而且，批评名礼害人但不是要颠覆儒家学说，反对传统中的某些痼疾却不是要全盘反传统，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我实在想不通，在提倡文的同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文言斩尽杀绝？难道新文学的兴起，就意味着传统文学一文不值？”
“适之，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陈一枝忽然板起脸，目光忽然变得从未有过的严肃:“我记得当初在上海，江山和我说过，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在一些非常时期，就必须有一些非常的举措。否则，就不能奏效。就会贻误战机，成为千古罪人。辛亥革命的失败，今日民国的流毒，都是不够矫枉过正，革命不够彻底。今日文学革命，一样矫枉必须过正。传统文化绵延太久，根基太深，要予以革新，就必须把它的弊病强调到极端，让人触目惊心，这样才能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道路。”
“江山竟然说出这样的金石之音。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钱玄同被陈一枝的这一席话刺‘激’的情绪特别亢奋，他扫视了众人一眼，突然提出了惊人的主张：“‘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不可不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
这位音韵训估大家怎么啦？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呢！
周作人低声告诉兄长，“前不久钱玄同曾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提出：文章用标点，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用公元纪年，书报杂志一律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建议。今天更极端了，一传出去反响肯定不亚于刚才那则‘双簧戏’。”
周树人只是会意地点着头，嘴角挂着笑，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