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了，他们不说。就一口咬定说，工作有些粗心，忘记锁门了。”文局长说。
“他们还说，平时也有忘记锁门的时候，都没有出事，偏偏这次出事了，点子低，火气差。”文局长说。
“让他们狡辩去吧，那第三道关卡呢？”我问。
“第三道关卡，就是那一片区域的关卡，属于另外两个值班干警负责。他们说，正要锁门的时候，电话来了，就只顾着接手机，接完手机后，忘记了锁门。”文局长说。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工作职责吗？这样的原因也敢扯啊？”我说。
“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文局长说。
“那第四道关卡呢？”我问。
“第四道关卡是最后一道关卡，两个矿老板在当时值班的副所长那里换了衣服。出第四道关卡时，值班干警坚决不开门，是值班副所长说是他的朋友，要值班干警开门，值班干警才开门的。”文局长说。
“这么说，值班副所长的责任最大，是典型的监守自盗，明知故犯，知法犯法？”
“是。”文局长说。
“问了值班副所长吗？一个副所长怎么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干呢？是谁让他这么干的？”
“问了，值班副所长说，他跟两个矿老板平时交情不错，矿老板为人仗义，平时很关照他，他拉不下情面，不得不放他们走。”
“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吗？难道矿老板有先见之明，知道迟早有一天，要进看守所，先打个埋伏？培养一个‘卧底’？”
“那倒未必，我问过看守所的正副所长、教导员和其他的人，值班所长平时根本没接触过矿老板，跟矿老板并没有什么交集。”文局长说。
“看守所所长甚至对我说，矿老板连他这个正所长都看不上眼，怎么会跟他一个副所长有交情呢？”文局长说。
“这么说，是值班副所长扯了谎，他的背后，是明显有人指使？”我问。
“这是明摆着的事啊。”文局长说。
“这五名责任人现在在哪里？”我问。
“在看守所里，被我们从局里派下去的人严加看管着，等待我们进一步处理。”文局长说。
“那两个矿老板跑出去的情况呢？”我问。
“我们和市局正在追捕中，目前还没有什么消息。”文局长说。
“他们能跑到哪里去呢？”我问他们，也问我自己。
“矿老板脱逃，肯定是有人周密安排，周密布置的。短时间没有消息很正常，但时间一长，我们肯定会找到蜘蛛马迹，肯定会找到他们，肯定会把他们抓捕归案。”文局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