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伸手做制止状：“新郑，等老夫把话说完。”他呷了口茶，“或许有人会说：居庙堂、处公门者，皆读书登第之人，对名教贤训早已了然于胸，讲学还有何益？其实不然。今士林之病，最是先学作文干禄，为了科考做官，死记硬背，不暇深究义理，焉能掌握名教精髓？而讲学则不同，听讲者已是为官之人，无干禄之诱，纯然为重新研习名教贤训，得其精髓以端正为官理念，审视自己的行为，符合名教贤训者发扬之，不符合者摒弃之。是故，讲学足以收正人心、清政风之效。孟子曰：人心不正，则一膜之外皆胡越。只要人心正，则虽四海五洲、兆民之众，足可治矣！”
“元翁所言，振聋发聩！”李春芳附和道，“所谓世道之隆替系于人心，人心之邪正系于教化。只要所有官员识仁、定性，则人心丕变，士风吏治翕然改图，旋乾转坤，真易如反掌！”
高拱对直接与徐阶争辩有所顾忌，李春芳一插话，倒给了他一个辩驳的机会，遂嘲讽道：“讲学足可旋乾转坤？可我闻科道抨击讲学谈虚论寂，开团团伙伙之门，当禁。”
几个月前，礼科给事中张岳上《辩诚伪以端士习疏》，痛诋官场讲学，建言欲端正士风、杜绝门派，当禁官员开讲坛。旋即，吏部以晋升张岳之职为由，外补为云南参议。
徐阶自然知晓高拱所说言官抨击讲学之事，是以脸色阴沉下来。他听出高拱对他秉持讲学以正人心的治道不认同，甚至嗤之以鼻，这让他感到难堪、愤怒。但徐阶历经宦海沉浮，修炼出足够的涵养和忍耐力。他长叹一声，缓缓开言道：“近来老夫反复研读宋史，读到王荆公变法，每每慨叹不已。想大宋积贫积弱，王荆公以天下为己任，大破常格，兴利除弊，变法图强，何等气概？然则，事与愿违，不仅未能挽救危机，反而自己身败名裂，后人焉能不掩卷叹息！”
李春芳、高拱有些茫然，不知徐阶何以把话题扯到宋史上。自南宋以降，王安石就是误国的代名词，人人口诛笔伐，徐阶以惋惜的口气谈到他，倒是令高拱感到意外。
“是王荆公有私心，无报国之志，乏谋国之才？非也！”徐阶连提三问，自问自答，又问李春芳、高拱，“那何以有此结局？”
高拱低头品味着徐阶的话，隐约感到弦外有音；李春芳则憨厚一笑：“愿闻元翁卓见。”
“老夫焉敢品评王荆公，”徐阶道，“程、朱、陆三大儒倒是有品评。程朱皆谓荆公不懂儒学精髓，当他说儒学之道时，已经背离了‘道’。陆九渊先生是同情王荆公的，但他也说，王荆公不懂得心是为政之本，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他笑了笑，“兴化、新郑，此为先贤之论，供二公酌之。”
高拱终于明白了，徐阶是拿王安石误宋故事来批评他，心里骤然凉了半截，暗忖：“看来，我与徐阶在治道上有着根本分歧，难怪自己提议每每被他否决。”想到这里，高拱不禁急得额头冒汗，以恳切的语气道：“元翁，王阳明先生为时下士林所崇，但阳明心学与宋之理学，差异很大。由此可见，所谓名教贤训，也是见仁见智。施政，恐还是牢牢把握一个‘实’字为好。”
徐阶一笑：“呵呵，新郑，商榷学问此非其时也，还是分头办事去吧。有暇再向新郑讨教学问！”说着，顾自起身，就要往里间走。
“元翁，说到办事，我欲进一言。”高拱也站起身，很是郑重地说，“所谓朝廷者，内有乾清宫，外有文渊阁，是国朝政本之地；直庐乃为助皇上修玄所设。按例，阁臣有事在直，无事在阁，然刻下阁臣悉数在直庐办事，为便于沟通部院、便于办事，我辈阁臣宜到文渊阁轮直阁务。”
第一天入直到文渊阁的经历，让高拱感到有必要向徐阶提出这个建言。
徐阶愣住了，良久才缓过神来，面带愠色，问：“新郑说甚？
高拱并没有觉察到徐阶的不悦，重复道：“我是说，四阁臣宜到文渊阁轮直阁务，不知元翁尊意如何？”
徐阶不答，故意问：“喔，老夫忘记了，新郑入直几天了？”
高拱觉得徐阶问得好笑，但还是答道：“第二日。”
“喔，刚第二天，老夫恍惚了，以为新郑入直已然甚久了。”徐阶冷笑着说，“如此甚好。轮直与否，老夫不敢妄言，就请高阁老拟个公本，呈请圣裁吧！”言毕，用力一甩袍袖，气呼呼地向内室走去。
高拱正为徐阶采纳自己的建言而欣慰，一眼望见他怒气冲冲的样子，不觉满腹狐疑：都说元翁城府深不可测，此时因何怒形于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