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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出国，却没有踏出国门的狂喜。反而在心底有着某种说不出味来的隐隐不安。我甚至不知道此去何为，是因为徐孟达？还是因为薛冰？或者是陈书记交给我的重要任务，想尽一切办法将郭伟带回来。
徐孟达还不能正常行走，他仍然坐着轮椅。但现在推着他走的，只有我。
从候机大厅出来，迎面过来两个西装革履的人。他们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副市长的名字，我们知道，这是来接我们的。
一路无话，车到旅馆，安排我们住下，徐孟达便开始跟薛冰联系。
我们此次来，希望全部寄托在徐孟达的身上。能不能找到郭伟，能不能将郭伟带回去，徐孟达在其间起到我们谁也不能替代的作用。
我在将衡岳市要派人一道同行的消息告诉给徐孟达的时候，他在电话里摔了杯子，骂了人。而且骂得很厉害，让我也差点破口而出会骂他。
徐孟达责怪我把事情扩大化了，说我有意把个人恩怨与工作混在一起，是一个不能让人省心的朋友。
我不怪他这样说我。其实我的想法比他确实是要复杂得多。徐孟达让我陪他出国，我是一个公务人员，出国是需要审批的，我不能将未来押在他一个人身上。向组织汇报是政治底线，也是一名干部的最低政治要求。
徐孟达在骂过我之后，长叹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力回天。”
这样一来，本来一趟私密之旅，现在都成了工作。
薛冰听说徐孟达到了，当即要来旅馆见他。
副市长在一边摆手拒绝，他拿一张纸给徐孟达看，上面写着“约郭伟一起谈”的字样。徐孟达就支支吾吾半响说：“薛老师，我现在太累，明天你叫上郭伟，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薛冰说：“我联系不到郭伟。”
她这句话把我们都吓了一跳，要是找不到郭伟，我们来美国有何意义？
郭伟身上涉嫌大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背后还有其他问题。这些东西是副检察长无意识透露给我的。
“我想跟他面谈。”徐孟达说：“薛老师，你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薛冰迟疑了一下说：“他给了我一个电话，但我没打过。”
徐孟达就叹口气说：“这么说，你们只见过一面？”
薛冰轻轻地嗯了一声，随即问道：“孟达，你是来看我的，还是来看郭伟的？怎么老是问起他呢？”
徐孟达爽朗地笑道：“他是我情敌，当然我要问他的情况。这就好比打仗一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要是连他的面也见不着，这一站该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