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同志们，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号召一千个拥护，一万个同意，对新一届公社领导班子的工作，全心全意地支持。但是由于我年老多病，力不从心，从今天起我宣布辞去大队支书职务，谁愿咋干就咋干，谁想咋分就咋分！”
陈长太显然失去了理智，将话筒重重地摔在桌上，“嗵”地一声巨响，像炸雷在姜沟村上空炸开了……
陈长太没按组织程序而愤然辞职，给整个大队和临近的村子造成了混乱局面。
齐浩楠原先插队的第二生产队，更是洋相百出。分土地的时候，尽管采取抓纸蛋的办法，但由于等级分得不细，抓完纸蛋还没有到地里丈量，许多人就脸红脖子粗地吵开了，几户劳力弱、人手少的还从附近喊来了几个彪形大汉瞪眼叉腰地横在村口。
分大牲畜和生产资料的时候，情况就更混乱了，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咒，有的人甚至蹲在地上放声嚎哭。
为了一根鞭子，胡日鬼跟贺队长的儿子你拉一头，我扯一头较上了劲。“咔嚓”折成了两截，气得胡日鬼一挥手，几个虎仔冲上，一阵拳脚就把那小子打翻在地。贺队长气得捶胸顿足，胡日鬼手握断鞭杆，眼眉皱成了一疙瘩，眼睛急切地搜索着。他猛一抬头看到歪脖槐树上的铜钟，眼睛顿然一亮：“这家伙可是纯铜的，把它卖了，牵不回一匹骡子也能买它个驴。”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指挥着儿子，从家里抱来被褥厚厚地铺在树下，雨豹爬上树，一榔头砸断了系钟的铁丝，一家人如饿虎扑食般抓住还在滚动的铜钟，抬起就往家里跑。
胡日鬼前脚走，陈跛子后脚就到了，他手拿一卷绳索，和两个儿子气喘吁吁跑到树下，仰头一看铜钟不翼而飞，气得冲着儿子破口大骂：“把你娘日的，看你一个个没神的胎子，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马号的原主人蔫秧子手气不错，打开手中的纸团一瞧，捏了头草驴，他笑哈哈从槽里将草驴牵出。站在拐角的蔫蛋子望见老爹牵着大草驴，扑沓扑沓地撵上来。他嫌驴走得慢，“呜——”地怪叫一声，挥起稻草人在驴屁股上拍了一下。草驴惊吓得一扬脖子，蔫秧子毫无防备，一下摔了个“前爬坡”，被惊驴重重地踩在腰上，等乱糟糟的人群跑过来，蔫秧子已疼得昏死过去。蔫蛋子嘿嘿笑着抱着稻草人追赶草驴去了……
一旦失去了正确的引导，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农民们不惜将一件完好的东西变成废物，也要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一片，实在不能分就砸烂！反正我用不成你也别想用！集体的磨面机、扎草机都分解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像割肉似的一人抱一块走了。
手气不佳的，眼看没啥分，干脆气急败坏地跑到公路上去砍树，不考虑这些树木是否成材，哪怕只有胳膊粗，拉回来能烧顿饭也算是自个儿落的。
对于陈长太来说，眼前的情景像噩梦一般。没有考虑后果的愤然辞职，如同一次大爆炸，把他自己也掀翻在地。
在人们几乎忘记一切而发疯似的谋光景的时候，姜沟村恐怕只有陈长太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大事”，他时常怀里揣着收音机，伸长耳朵聆听着来自北京的声音。他每天都要把报纸拿回家，一张张往过看，指望在字里行间寻找某些恢复到过去的迹象。但他一天比一天失望，社会看来不但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似乎离过去越来越远了。
晚上喝罢汤，陈长太鬼使神差来到大队部，噢，他是来开会的。不过半个月前，他还几十年如一日地几乎每天在这里主持开会，经常是深更半夜，现在他又来到了这里。可是，会议室门上那把冰冷的铁锁提醒他：这里不再开会了！
他就像个患夜游症的人一样，蹒跚着走过昏暗的村道，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满腹的牢骚和委屈无处倾吐。这时，背后突然亮起一束手电光，陈长太不由得驻足，愤愤地低吼了一声：“谁？”
“老支书！是我呀，齐浩楠。”
陈长太先是一愣，很快恢复了理智。
“深更半夜你照来照去，不是抓贼娃子吧？”陈长太板着冷冰冰的面孔。
“老支书，几年不见，您说话还是这么有意思，我想找你谝一谝。”
“找我？一个人嫌狗不爱的下台干部？”
齐浩楠比陈长太能高出一头，他俯身拍拍陈长太的肩膀，朗朗地笑开了：“几年没听到家乡话了，比喝茅台还醇啊……老支书，我想跟你这位老革命坐一坐。”
陈长太迟疑了一下，冷冷地说：“到你那儿坐，门楼子太高，让人盯见了，会说我溜你尻子；到我那儿坐吧，怕碍你的身份，有拉你下水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