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第51章 袁崇焕评传(10)(2 / 2)

[3]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思宗、庄烈帝、怀宗、毅宗,或崇祯皇帝。本文以他年号称呼,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清高宗为乾隆。

[4]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主要根据李逊之所著《三朝野记》与文秉所著《烈皇小识》两书,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也根据这两书所载。李逊之的父亲李应升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启年间上奏,直指皇帝诸事不理,犹如“傀儡登场”,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到宫中演给熹宗看,熹宗看得大乐。魏忠贤便说:“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那就是这样子了。”熹宗当然大怒,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重视名声与节操,他们记载朝中大事,应该相当可靠。此外并参考《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之崇祯元年记事。

[5]《明史·袁崇焕传》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本来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与财政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朱梅是军中勇将,几大战役中血战有名。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然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有什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

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满。

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各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什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那里又会到这地步呢?”

“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明史·周延儒传》:“年甫二十余,美丽自喜。”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君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落第,到三十五岁才中了三甲第四十名进士,相貌相当不漂亮,[1]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也都有这种精神?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什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什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覆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那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连续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麻雀、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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