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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穿越国共分界线的时候，我就把几个金饼和玉坠啥的藏在了包孩子的小被褥里。
所以，在进入市区的路上虽然遭到了几帮国军巡逻队和特务的搜查，但都有惊无险地安全过关。
当我们找到一间民房，租住下后，已是傍晚了。
我让赖子媳妇在家等着，出去买了些肉食和馒头，回来吃了，便找房东要了盆热水，草草洗了，睡下。
一夜无话，第二天就雇了辆黄包车去了当时在信号山路附近的一家西医医院，请大夫安装合适的假眼。
那大夫四十多岁，很贪婪的，说了一大堆材料难弄的话，还有价格的高中低档。
我也不在乎钱，先偷偷给了他一个上好的翡翠玉坠，又塞给他一个金饼。
这下那大夫就立马成了孙子，跑前跑后地给我查验，殷勤有加。
中午，为了等眼球配型的消息，我和赖子媳妇抱着孩子就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
这饭馆不大，掌柜的牛逼闪闪，菜品不咋的，价格却很高。
都知道国军快完蛋了，饭馆也开不长了，不狠宰一下吃客对不住自己交的保护费。
我们俩人吃了饭，想想也没地方去，就坐在迎门的厅里喝茶挨时间。
外面大街上，路人行色匆匆，有挑担推车的，又达官贵人拖儿带女坐黄包车的，也有小贩沿街吆喝，更有穿的破破烂烂的讨饭的叫花子沿街乞讨。
我正和赖子媳妇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就见一蓬头垢面的半大孩子在店门口闪了一下，见店里有人，忙又缩了回去。
这并不稀奇，小叫花子多了去了，经常到饭馆抹碗见惯不惯。
我也没在意，又喝了几杯茶，跟掌柜的结了账，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起身领着赖子媳妇出了门想去医院。
刚出了店门，不经意间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和那个小叫花子缩在路边墙根下，面前守着个破碗在讨钱。
我因也曾有过这种经历，怜悯之心促使我从兜里摸出一块大洋，一声不吭地过去往碗里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