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佛陀“杀一救百”，杀一个强盗而救了成千上万的百姓，表面看起来是不慈悲的，可是为了救更多的人，其实是在行大慈悲。此即说明佛教戒律不但是消极的行善，更重视积极的救人。尤其佛法有“世间法”与“出世间法”，既有世间法，就不能不顾及社会人生的实际生活，否则与生活脱节的佛教，如何为人所需要？
世间上任何事都有因果，但因果很复杂，因中具有善恶，果报也有善恶，就看孰重孰轻。例如，同一块田地里，有的种子发育不良，有的虽然没有好的外缘，一样茁壮，可见因中的成分不同，所招感的果报当然也有不等的结果。就等于一场战争，某人对救国救民的理念强，就能勇敢杀敌，如琉璃王率兵攻打迦毗罗卫国时，摩诃男为了拯救族人，宁可牺『性』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行为看起来虽是杀生，但功劳更伟大。
佛教虽然讲不杀生，但它还是有轻重之分。尤其杀生有“杀行”与“杀心”的分别。那个捕鱼，是为了维持生活，并没有杀的意念，就如同人死后举行火葬；一把火，不但把尸体上的寄生虫都烧死了，甚至连木材里的寄生虫也无法幸免。但是我们没有杀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杀心，如此纵有罪过也会比较轻，而且只要诚心忏悔，还是可以得救。[]恋千年36
我的意思是，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虽然主张对任何微弱细小的生命都要尊重，但是如刚刚所说，我们每天其实总在无意之间伤害很多生命而不自知，例如呼吸时空气里没有微生物的生命吗？茶食之间没有微小的生物吗？甚至打针吃『药』、开刀、火葬、土葬，难道没有伤害寄附吾人身上的生命吗？只是当下我们并没有“杀心”，因此吾人的修养，纵有杀生的行为，也不要有杀生的“心业”；既有伤害物命的行为，便要对不慎杀害之生命生起惭愧之心，为之深深忏悔，这就是佛教戒律之根本精神。
佛教主张持戒，戒的根本精神是不侵犯，也就是尊重。例如五戒的不杀生，就是不侵犯别人的生命；不偷盗就是不侵犯别人的财产；不邪『淫』就是不侵犯别人的贞节；不妄语就是不侵犯别人的信誉；不饮酒就是不侵犯自他的智慧。
佛教是一个倡导平等的宗教，例如“人人皆可成佛”、“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成佛”，都是对于人格的尊重。这种特质经过持守戒律来实践、升华，最终达到不仅尊重“人权”，也能尊重“生权”……”
耶律水墨还想为难王木木，就说：“请问大人，佛教徒可以参政，甚至参战吗？乃至战争时可以杀敌吗？”
王木木知道在座的外国人大都礼佛，但又有杀戮的经历，现在既不想放下屠刀，又想立地成佛，故此问有代表『性』，所以要好好回答一下：“本人的意见是“问政不干治”。过去一般人谈到宗教与政治，总认为彼此应该各自独立、互不相干，所谓“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实际上，“政教分离”虽是举世都能认同的思想，然而政治与宗教彼此又能相辅相成，互补互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佛教能影响帝王的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相对的，佛教的弘扬，也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所以历朝以来，僧团的沙门和政治的君王常有密切的合作来往，其中或有辅弼朝政被尊为国师者，如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古来明君安邦定国之道，明瞻法师为太宗陈述以慈救为宗的方法，太宗大悦，尊为帝相；
尤其佛教在烽火漫连的『乱』世，更经常扮演攘敌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对摩揭陀国雨势大臣昭示健全国家的“七不退法”，巧妙地化解了一场血腥战争。唐朝的安禄山举兵造反，军需短绌，佛教徒于是发起贩卖度牒以增加军费，为平定安史之『乱』尽了最大的力量。可以说，自古以来，佛教辅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胜举。
由于佛教的教义与僧侣的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因此晋代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也将护法之责交付国王，以收”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之功。此可证之于佛世时，因为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的护持，佛教才能传遍五印度；佛陀灭度后，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并派遣布教师到锡兰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传，广宣流布。中国因有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高僧来华弘法，佛教因此得以传入中国。至于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大多是由于历朝帝王保护，设置译经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鸠摩罗什大师受后秦？姚兴的护持，在西明阁从事译经，而有《法华经》、《中论》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经论流传后世；玄奘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译出《大般若经》、《成唯识论》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经论，使法宝圣教的光辉普照于中国。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有如唇齿相依，关系密切，因此若问佛教徒可以从事政治吗？答案是肯定的。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化身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其中即有国王、宰官、大将军身，以其政治背景，为众生创造富足安乐、无有怖畏的人间净土。佛陀为国王们讲说转轮圣王的理想政治，乃至历代国师以佛法的智慧辅佐帝王治理国家，在在证明佛教徒可以参政，但不必直接干治的中道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保有‘问政不干治’的态度，但是如果有佛教徒参与政治，其实也没有不对，现代社会应该要有雅量接受，不能剥夺佛教徒乃至僧侣关心国家社会的权利，因为出家是信仰，参政是人权。
至于佛教徒能否参战？其实佛教本来就有在家与出家二众，即使是出家的比丘也有服兵役的义务；既然服兵役，国家是大我的生命，是众人所依，为国捐躯，为国牺『性』，为国杀敌，为国而战，不管在法律或舆论共识上，都会有公论的。
就是在佛教也有所谓的‘三聚净戒’，包括了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其中饶益有情戒是属大乘菩萨戒，所以佛陀在因地时为救五百个商人曾杀一个盗匪，这种为慈悲救人而杀，为饶益有情众生而杀，不是为瞋而杀，好杀而杀，非一念之仁，片面之仁所能比拟的。同样的，佛教徒参战杀敌，他不是为瞋恨而杀人，而是为尽忠报国，为了救生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此救国救民之举，绝非『妇』人之仁可喻。
再说，国家战争也不全然是残杀无辜，有的王师之军是为了惩罚坏人、暴徒，有的救人于水深火热，有的保家卫国，在战争中也能表达仁爱、慈悲，在战争中更能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救济伤亡。
当然，战争是不得已的手段，非到必要时最好能用其他的方法，例如和平、道德、感动的力量都远胜刀枪。在中国的三国时代，诸葛亮”七擒孟获”，他知道杀一个孟获容易，但还会有无数个孟获起来反抗，所以用感动的力量才可以让人心服。
其实，佛教徒在修行的过程中要降魔，降魔就如战争，每个人内心里也有八万四千个烦恼魔军，也要降魔，也要战争。至于现实生活中能否参战？这就要看自己的人生观，如果是小乘修道者，小乘人要求消极的慈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杀生，这当然是好事；但大乘佛教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以力量折服敌人，也有需要。所以参政、乃至参战与否？就看自己是发小乘的自了心，还是行大乘的菩萨道而定了。
总之，人本来就是政治动物，关怀社会则不能不关心政治，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是群众动物，无法离群索居，势必与大众有密切关系；既然无法离开群众，自然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所以，佛教对于社会的关怀、人权的维护、民众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当然也不能以远离政治为清高，所谓”问政不干治”，个人可以不热衷名位权势，但不能放弃关怀社会、服务众生的责任。也就是说，今日佛教徒为了弘法利生，对政治不但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积极关心，直下承担，这正是人间佛教菩萨道的实践。”
耶律水墨还想为难王木木，就说：“请问大人，现在举世天灾人祸不断，有人说这是人类杀业太重的果报。请问大师，佛教慈悲戒杀的教义可以改善社会风气，甚至转变人类的共业吗？”
王木木回答：“佛教讲因果业报，每个人投生到世间为人，除了依个人的三业善恶好坏，感得的正报有智愚、美丑、高矮、胖瘦等差别以外，众生共通的业因则能招感自他共同受用的山河、大地等器世间，这是依报的业，称为共业。
业，就是行为；行为的善恶可以招感各种祸福。一个人在生活中因”别业”与”共业”而遭遇的灾难，大致有自己招感而成的”自灾”，如疾病、残障、失业等；因人制造出来的”人灾”，如绑票、贪官、杀戮、中伤、毁谤等；由大众共业所成的”共灾”，有大自然的风、火、水、旱、震灾，乃至战争、虫害、瘟疫等天灾人祸，这些大家共同感受到的灾难，就是众人的业报所招感，称为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