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不仅仅包括大地主、大资本家对佃户、雇工的压榨，还有土匪跟地方豪门对地方普通百姓的治安恐吓。
恐怖治理也是一种治理，而且基本上成为地方士绅的法宝之一。
官僚们乐见其成，倘若治下百姓不反抗，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如果治下百姓反抗，那只要抓几个没根脚的土匪出来，该就地正法的时候，就要就地正法。
这一套玩好了，那么湘西、湘南的地方官，就当好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无非是跟士绅们谈合作，包括但不限于每年的公粮征收额度，甚至还能通过地方治下百姓的艰苦生活，通过士绅向省级单位甚至是部堂高官那里要补助、贷款额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匪患严重的地方，民风固然是更“淳朴”，但往往也更愚蠢，普通百姓非常容易被愚弄，在其他地区的人看来，是几近蠢笨的。
说到底，就是长期压榨之下，人为地创造了一个恐怖氛围的环境社会，在这个环境这个社会用，又通过降低教育甚至是降智的方法，进一步构建奴化的体系。
当初整个湘东，在公审大会上反应最激烈的，正是安仁县的佃户，其中的道理，跟匪患严重地区，其实是共通的。
无知的时候有多么奴性，受教育之后的怒火，就有多么炽烈。
甘正我本以为自己会很快厌倦这种无聊的算计、战斗，可是每每看到无知的百姓在重新认识外界，知道外面世界变化之后的眼神，甘正我便又充满了力量。
而“大唐人民革命军”在外部热战胜利，并非只是给土匪们震慑，也不是只激励着湘西、湘南地区的政工干部、普通群众，还有他本人。
他能够亲身经历这种变化，一支队伍，一支革命队伍，由弱变强，以小变大，从少变多。
挫折虽有，却不影响信心。
尤其是，舒甲这样在战争上没有惊人才华的指挥官，也能够完成对敌人的打击，这就说明，这支队伍虽然依旧需要个人的超强能力，却已经具备了超过帝国旧时代军队的素质。
这是一支可以进步、进化的队伍。
于甘正我这样的人来说，他能够预见到自己所在队伍可能会遭受的挫折，甚至是重大失败，但是，他同样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这支队伍可以走出失败，最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
这是他在教育部无论如何都感受不到的，哪怕教育赋予了他重大的权力。
“军长，长沙来电。”
甘正我准备给一线部队通报湘北捷报的时候，收到了新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