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澜伸出手指点点《纽约时报》上“娱乐版”两个单词，兴致盎然的说道：“这上面发表的四篇文章，可不是自己蹦出来的，你看看这些笔者。”
“美国哲学会东部分会主席彼得·雷尔顿、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怀特·斯通、畅销书作者路易·朗和叛逆女作家辛西娅，雪莉·芳登哪有这么大的面子，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伯拉斯科和罗伊·布莱克是表亲关系。”
“他们是表亲！”
康斯坦丁惊叫出声，他在纽约生活和工作了十多年，这方面一点风声都没听到，两个老家伙瞒的够深的。
“所以说，我们自以为了解一切，事实上却是某些人把底牌藏得太成功，帮我拿一下《华盛顿邮报》。”
康斯坦丁点点头，在那一叠报纸里翻找起来，直到翻到最后一份报纸，抽出来递给李澜。
“不用给我，你看头版。”
康斯坦丁不知道这个女人卖的什么关子，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读完报纸后，他已目瞪口呆，雪莉·芳登怎么又和全美妇女参政权协会扯上关系了。
全美妇女参政权协会，顾名思义，是美国妇女争取参政权的组织。
十八世纪以前，女性拥有的政治权利微乎其微。
英国著名女政论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性的无知与对男性的绝对服从感到痛惜，称她们“为情感所俘获的可悲生物”，呼吁社会给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1792年1月，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女权辩护》一书，要求立法者将注意力转向女性，在卷首“致前奥顿主教塔列朗·佩里戈的一封信”中，她请这位笃信自己是按照最能增进妇女幸福的方式来行事的立法者考虑一下：
“当男性可以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可以自行判断关于其自身幸福的问题的时候，压制女性是不是自相矛盾以及有失公平？假如女性和男性同样拥有天赋的理性，是谁规定了男性才是唯一的审判者呢？”
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在厌女主义的时代，她为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所付出的努力屡屡被社会主流误解，然而她的女权主义理论对后世女权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发起了女性参政权运动，许多参政权活动家同时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们致力于终止美国的蓄奴行径，相信南北战争胜利后，白人女性将与黑人男性一样拥有参政权。
可是战争结束后，国家大部分领袖依然反对给予女性票选权，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促使运动内部走向了分裂。
部分参政权运动领袖，以苏珊·安东尼、伊丽莎白·斯丁坦为首，控诉共和党人背信弃义，放弃白人女性权力却支持黑人男性争取权力，1869年5月，他们组成了全国妇女参政权协会。
其它运动成员并不赞同安东尼这种对抗式的策略，他们认为解放黑奴的立法应该享有优先权，1869年11月，他们另外组成了美国妇女参政权协会。
1870年，全国妇女参政权协会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宪法第十五次修正案通过了给予黑人男性票选的权力，但并没有给予妇女同样的权力。